馮友蘭雕像

　　除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這個大眾所熟知的身份外，“老先生”陳來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馮友蘭的學術助理。

　　20世紀80年代，陳來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時，曾師從張岱年和馮友蘭。幾年后，博士畢業(yè)，他遵從系里安排，為馮友蘭先生提供學術幫助。這工作一干就是5年，直至1990年馮友蘭去世前，陳來都常伴其左右。

　　最近，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lián)合舉辦“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在北京大學開啟首講“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宗旨與精神境界”。在講演中，陳來不禁感嘆：“我治學的眼界、胸懷，以及看問題的高度能得到進一步提高，不是在課堂上能學到的，是我給馮先生做助手這幾年學到的新東西。”

　　而從哲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馮友蘭一輩子都在思考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

　　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1983年，這一年馮友蘭88歲。為慶賀生辰，他特意題了一副新對聯(lián)，上聯(lián)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聯(lián)為“心懷四化意寄三松”。馮友蘭把這副對聯(lián)掛在了家中書房的東墻上。“意寄三松”，是指馮友蘭在北大燕南園的居所名為“三松堂”；“心懷四化”則表明他對祖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關注。

　　5年后，1988年春夏間，陳來自海外歸來，去探望馮友蘭。馮先生見到陳來，稍事寒暄，緊接著講道，“我近來換了一副對聯(lián)”，說著手便指向東面。陳來順著他的手看去，果然，東墻上的對聯(lián)已經(jīng)換了一副新的，“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墨黑的幾個大字躍然紙上。

　　這副對聯(lián)寫于1988年2月，直至馮友蘭逝世，再未換過。

　　仔細說來，這副對聯(lián)講的是馮友蘭晚年對中國哲學與時代的學術思考與生活志向。按他自己的話說，“上聯(lián)說的是我的哲學史工作的意義，下聯(lián)說的是我的自我修養(yǎng)的目標，這兩句話，是我的自勉之辭”。其中，對聯(lián)中的“舊邦”“新命”出自《詩經(jīng)·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此先，馮友蘭曾在不同場合，數(shù)次提到過這句詩。1980年，馮友蘭首次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自序里提到“舊邦新命”的概念。他說：“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時常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古國，現(xiàn)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xù)存在，不但繼續(xù)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而又新的國家。《詩經(jīng)》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xiàn)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個特點發(fā)揚起來。”

　　1982年，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友蘭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在儀式上，馮友蘭再次講道：“我經(jīng)常想起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中的兩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現(xiàn)在來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xiàn)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xiàn)新命。”

　　應該說，此時的“闡舊邦”，不再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的“釋古”。這個“闡”寫出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體會，以便在新的時代，中國能夠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

　　由此觀之，馮友蘭的哲學工作，從來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與時代和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但不同時代馮友蘭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和宗旨有所不同。

　　在抗戰(zhàn)時期，馮友蘭在《新理學》的自序中寫道：“以期對于當前之大時代，即有涓埃之貢獻。”《新世訓》自序中也提出：“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爍今之大業(yè)，譬之筑室。此三書者，或能為其壁間一磚一石歟？”

　　當時的馮友蘭是如何闡釋自己的工作意義的？對此，《新原人》自序對此有明確表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xù)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nèi)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這表明馮友蘭在20世紀40年代對于他的工作意義有明確的自覺，也就是說，他作為哲學家對民族大業(yè)的“涓埃貢獻”，是從哲學的高度探討國家治平的方向和為國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資源。

　　“文革”開始后，馮友蘭對自己的期許不再有張載四句的“四為”氣概。此時，他心向往之的，就學術而言，是“闡舊邦以輔新命”。但馮友蘭并不企圖為現(xiàn)代化的中國提供一套正統(tǒng)哲學，這一次，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準備”，而非“建構”。

　　馮友蘭說：“通觀中國歷史，每當國家完成統(tǒng)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后就會出現(xiàn)一個新的包括自然、社會、個人生活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當時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和時代精神的內(nèi)容。”

　　“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作為國家的指針。”但馮友蘭并不認為他自己應構造這個中國今天所需要的哲學體系，他只是希望為這個廣泛的哲學體系準備材料、鋪設道路。

　　在他看來，中國需要這樣一個哲學體系，但這一體系還未產(chǎn)生或還未完成。馮友蘭提出：“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其一是德國古典哲學。為現(xiàn)代中國服務的包括各方面的廣泛哲學體系，會需要中國古典哲學作為它的來源之一嗎？我看，它會需要的。”

　　進一步來說，馮友蘭認為他為“新命”所能做的，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定基調(diào)，也不是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預制部件，而是為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提供營養(yǎng)品。所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意義，不僅是哲學史的，還是哲學的，不僅是過去的歷史的敘述，還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yǎng)。他說：“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fā)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fā)展的養(yǎng)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一個來源。”

　　馮友蘭在他逝世的前半年，自擬了一幅95歲的預壽聯(lián)，曰“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即將完成之時，對自己一生學問所作的總結。

　　三史、六書凝結了馮先生一生的思想學術。三史與六書雖然各為史論，三史之間的跨度也達50年之久，但其間始終貫穿著他一貫的強烈的文化信念，這就是“舊邦新命”的觀念，這一觀念既是文化信念，又是政治信念。

　　事實上，“舊邦新命”講的是“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復興”，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特性在哲學家觀念中的提煉。這一主題是和中華民族在整個20世紀中從挫折中奮起的歷史、和中國文化作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從失落走向振興的歷史、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從前現(xiàn)代走向現(xiàn)代化的奮斗歷程緊緊相連的。

　　默然而觀馮友蘭，他始終把自己和民族生命與民族文化的興亡連為一體，從哲學角度思考中華民族生命特性，呈現(xiàn)出一個真正具有“中國特色”學者的生命形象。

　　（根據(jù)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首講“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宗旨與精神境界”寫作）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李悅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