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 楷

　　　　2023年，已經(jīng)年屆八旬的我，常常被老同學(xué)老朋友“批評”：“你還寫啥子？這把年紀了，該休息了！”的確，如果從1963年12月7日，在《解放軍報》發(fā)表第一首詩《雪山下的篝火》算起，我從事業(yè)余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經(jīng)60多年了。2023年12月14日，四川省作協(xié)召開了我的新書《華西壩的鐘聲》研討會。我三次起草了發(fā)言稿，全都推翻了。靜夜里，我反躬自問：你寫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追名逐利嗎？

　　　　年輕時寫詩，完全出于興趣和愛好。說“追名逐利”還沒有那個本事。翻一翻放在案頭的幾本書《孤獨的跟蹤人》《小平故鄉(xiāng)》《大震在熊貓之鄉(xiāng)》《讓蘭輝告訴世界》《楓落華西壩》《華西壩的鐘聲》《我用一生愛中國：伊莎白·柯魯克的故事》，全是報告文學(xué)集。若問為什么寫作，我心中突然冒出四個字：生活所迫！是生活使我“身陷其中，難以自拔”！

　　　　沉迷于大熊貓的世界

　　　　1980年夏天，我在一次會上了解到大熊貓專家胡錦矗教授的故事。胡教授率領(lǐng)他的科研團隊，冒著風(fēng)霜雨雪，調(diào)查中國大熊貓現(xiàn)狀，做出令世界佩服的成果。我迅速投入采訪。1982年，我的報告文學(xué)處女作《國寶》獲萌芽文學(xué)獎。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的《在熊貓的故鄉(xiāng)》占了副刊大半版，引起全國讀者對大熊貓保護的關(guān)注。

　　　　1981年，我隨胡錦矗登上臥龍的大熊貓野外觀察站“五一棚”。之后，我與年輕一代的科研人員、熊貓“奶爸奶媽”、巡護員廣交朋友，建立了深厚友誼。2004年，我退休后，又參與創(chuàng)辦《看熊貓》中英文雙語雜志，擔(dān)任執(zhí)行主編近20年。

　　　　40多年來，我一直沉迷于大熊貓的世界。沸騰的生活，確實在有形和無形地“逼迫”我寫作。

　　　　比如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發(fā)生后，我第一時間聯(lián)系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主任張和民、副主任王鵬彥，沒有任何消息，我心急如焚。幾天后，我冒險繞道500多公里，從雅安經(jīng)夾金山、四姑娘山和巴朗山，進入“孤島”臥龍。親見毀滅性的震災(zāi)給保護區(qū)造成了慘重損失，同時被大熊貓守護者們的英雄事跡深深感動，我在那些淚水飽漲的日子里寫下《大震在熊貓之鄉(xiāng)》。

　　　　比如，2016年12月18日，我在加拿大溫哥華探親。半夜接到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小趙的電話。她告訴我，參加大熊貓野化放歸的研究生韋華，被大熊貓“喜妹”誤會了，為了護仔，“喜妹”攻擊了韋華，造成其重傷。一連數(shù)日，我都關(guān)注著韋華的傷情，經(jīng)過華西醫(yī)院醫(yī)生們的奮力搶救，韋華終于脫離了生命危險。由于時差關(guān)系，全家入睡后，我頂著棉被與小趙、吳代福、張和民、胡錦矗通電話，打完電話捂出一頭大汗。后來，發(fā)表在《中國作家》上的報告文學(xué)《“熊貓人”向祖國匯報》幾乎就是頂著被子采訪的成果。

　　　　我曾想過，寫韋華時，我不在現(xiàn)場也不在中國，但我又非寫不可。因為，陷入“熊貓人”的生活太深了！不寫，反而讓我非常難過。

　　　　生活賜予我豐厚的饋贈

　　　　生活，不僅“逼迫”我寫作，還給我豐厚的饋贈。

　　　　我自幼生活在華西壩，這是1910年創(chuàng)辦的華西協(xié)合大學(xué)所在地，被譽為“成都的文化地標(biāo)”。翻開校史，歷史名人紛至沓來。原來，我家住過的天竺園小樓，曾是“名教授樓”，住過呂叔湘、何文俊、楊佑之、聞宥四家人?？箲?zhàn)時，它曾是“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地。陳寅恪、錢穆、董作賓、騰固等文史大家在此會晤交流。后來，瑞典小伙子馬可汗來成都，拜聞宥為師學(xué)中文。聞爺爺說，你這個“可汗”之名不好，按你的瑞典名的諧音，叫“馬悅?cè)?rdquo;好嗎？馬悅?cè)唬髞沓蔀橹Z貝爾文學(xué)獎終身評委。那一座小樓，藏著太多的故事，給我的寫作以豐厚饋贈。

　　　　采寫《楓落華西壩》，不僅讓我獲得大量百年老校的精彩故事，還使我有機會向馬識途、李致、流沙河請教，他們講的有關(guān)華西壩的故事，讓碎片化的歷史成為一塊完整的拼圖?！度A西壩的鐘聲》寫了華西壩的十幾位名人。那個喜歡養(yǎng)鴿子的鄰居張叔叔，原來是抗戰(zhàn)時駕駛B—29轟炸機屢建奇功、又隱姓埋名的英雄。一輩子迷戀飛翔的他走了，鴿子也沒有了，給華西光明路宿舍留下了空蕩蕩、令人無限悵惘的藍天。

　　　　生活，對于寫作者來說就是這樣：有許多堵心的事情，你若不知道，也就罷了；你若知道了，你不可能不激動，不思索，不想法傾訴。

　　　　75歲時，我與103歲的“華西壩老鄉(xiāng)”伊莎白·柯魯克相會。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獲得者、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終身榮譽教授、人類學(xué)家。她談到華西加拿大學(xué)校、彭州白鹿上書院、岷江上游的雜谷腦河、重慶璧山區(qū)興隆場、河北武安十里店村——她作為人類學(xué)家走過的地方，我都熟悉。104歲時，她回故鄉(xiāng)成都，我全程陪同，被這位老奶奶“我用一生愛中國”的情懷深深打動。

　　　　如果說，《我用一生愛中國：伊莎白·柯魯克的故事》這部書有什么價值的話，首先是伊莎白·柯魯克的人生經(jīng)歷和故事本就具有歷史價值、人文價值。我對她的百年人生做了忠實的記錄而已。

　　　　這樣的好題材，讓我撞上了，真是幸運！巧的是，我兒時就讀的弟維小學(xué)，正是伊莎白的母親饒珍芳參與創(chuàng)辦的。生活埋下如此“伏筆”，讓我喜出望外。

　　　　思考如何“更進一步”

　　　　我沒想到，2023年早春，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石椅村，這座汶川地震災(zāi)后重建村會一夜出名。它曾是土地貧瘠、交通閉塞、貧窮落后，又在大地震中損失相當(dāng)慘重的山村，憑什么成為全國眾多自然村中的佼佼者？

　　　　從春花含苞到銀霜滿地，2023年，我7次入住石椅村，深入采訪。這個人均收入4萬元的水果之鄉(xiāng)，甜美的果實來自哪里？來自何國發(fā)力主辦教育，開種苔子茶；來自邵再貴率隊在懸崖上鑿出一條大巖路；來自一個個你追我趕的勤勞媳婦；來自一個個八九十歲還下地干活的老人；來自7位村干部“不閃火”（意為不松勁）地堅持抓生產(chǎn)，改善村民生活。石椅村抓住了“災(zāi)后重建”和“脫貧攻堅”的機遇，村民們更有一種改變命運的“內(nèi)驅(qū)動力”，成功是必然的。

　　　　品嘗了小山村甜蜜的枇杷，了解了當(dāng)?shù)厝颂鹈鄣纳詈?，要寫一些甜蜜文章是不費力氣的。我沒有這樣做，生活，迫使我思考：怎樣避免落入淺薄的陷阱，讓觀察和寫作更進一步？

　　　　豐收之夜，何玉梅的一聲嘆息，提醒了我：災(zāi)難，畢竟是災(zāi)難，心靈深處的傷口是難以愈合的！在北川，還有幾百名失獨者，沒能走出陰影。也因此，才有了失獨者抱團取暖的“暖心家園”。因此，我不僅將石椅村的甜蜜水果寫進了書里，更講述了失獨者如何在“暖心家園”重建生活信心的故事。

　　　　90歲的老書記何國發(fā)、歌唱焦裕祿的秦德翠、嫁到石椅村的車春華、“暖心家園”的失獨者等，每一次見面都問我：“譚老師，你的書好久寫得完？”

　　　　2023年12月15日，我完成了《云朵上的石椅村》書稿，特地去了一趟“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

　　　　紀念館是在北川中學(xué)遺址上修建的。這是大地震后，我多次燒香點燭，灑淚祭奠之地。我要告訴大地震的遇難者，特別是北川縣的遇難者：15年了，億萬中國人心上，思念的燭光，永不會熄滅。

　　　　這一本《云朵上的石椅村》，既是災(zāi)區(qū)天翻地覆巨變的記錄，也是一座小山村的群英譜；既為了告慰遇難同胞的在天之靈，也是為小山村更美好的明天吹響號角。

　　　　那一刻，我擦干了淚水，深深鞠躬，向遇難者獻上白菊花。電子屏顯示，我是第3922503位獻花者。

　　　　“繁華的路上沒有靈芝草”

　　　　1986年5月，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頒獎典禮在成都四川省科協(xié)簡樸的大會議室舉行。那時，中國科幻文學(xué)處于低潮期，被作家鮑昌稱之為“灰姑娘”。誰也沒料到，如今，“灰姑娘”已經(jīng)旋舞到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在成都舉行，驚艷全球科幻界。

　　　　我一直自稱“業(yè)余寫作者”，是因為我的本職是《科幻世界》編輯。我認為，當(dāng)一個好編輯，自己也要常練筆，至少懂得些寫作規(guī)律，能為作者出一些好點子。

　　　　回顧60年來的寫作，我的教訓(xùn)是精力太過分散。由此想到我熟悉的阿來、劉慈欣兩位作家。他們“老僧入定”般“沉入山中”修煉多年，那文字的沉穩(wěn)、大氣，情節(jié)安排的從容、睿智，哪有一點匆匆趕路的痕跡？真令人佩服。

　　　　翻看1987年出版的《孤獨的跟蹤人》一書，后記中我寫過一段話：“寫作，必須集中精力于一點。繁華的路上沒有靈芝草。”讀此，真令自己汗顏。好在，我能吃能睡，心態(tài)挺好，年輕人稱我“老頑童”。

　　　　2023年3月27日，我這老頑童不顧勸阻，在幾個年輕人陪伴下，冒著風(fēng)雪，登上了海拔3666米的牛背山。山頂平臺上，聳立著一座中國科幻銀河獎永久裝置。那是中國三代科幻作家心血的結(jié)晶。我非去看看不可。

　　　　郭小川的詩寫道：“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衰老，老態(tài)龍鐘/但愿我的心，還像入伍時候那樣年輕。”我會依舊走在寫作的路上，尋找文學(xué)世界的“靈芝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