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 楊苡口述 余斌撰寫 譯林出版社出版

　　■林頤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談論記憶，因為記憶已經(jīng)不存在了。”這是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的一句名言。從1978年到1992年，諾拉召集了120位學者，共同完成了以“記憶之場”為名的大型文化工程。作為“文化記憶”史學流派的領軍人物，諾拉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為了強調(diào)：正是基于記憶的這個特點，歷史學家必須用盡方法留住記憶。

　　記憶的載體有很多種，比如典籍記載、考古遺存、博物館藏品、影像，以及私人的日記、信札、口述、回憶錄等等。中國的文化界雖然沒有“記憶之場”這樣大規(guī)模、系統(tǒng)化的深度研究，但有關私人的、個體經(jīng)歷（經(jīng)驗、知識等）的“私人的即公共的”“個人的即社會的”等觀念已經(jīng)成為普遍認同，尤其是那些具有杰出成就的典范人物，他們的個人記憶緊密地連接著時代記憶，與他們有關的回憶，就是一部部鮮活生動的歷史別冊。

　　每一年，都有許多學人回憶錄（包括口述）出版。在這2023年年底，筆者精選了今年出版的該題材的七部作品，與大家一起回望書中展現(xiàn)的百年時光。風云跌宕，人世浮沉，筆者尤為感慨的是這些學者身上不約而同展現(xiàn)出來的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堅守，以及對于其他文化的積極吸收和創(chuàng)造性應用。

　　揭開往昔面紗，呈現(xiàn)大家風采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這個書名起得真好。云煙舊事，山河故人，就用這本書來掀開往昔的面紗吧。

　　楊苡是著名翻譯家，她與兄長楊憲益、愛人趙瑞蕻一起，中英互譯了大量文學作品，從《紅樓夢》《儒林外史》到《紅與黑》《呼嘯山莊》，這些經(jīng)典譯作將在不同國度長遠流傳。

　　楊苡生于1919年，其父楊毓璋，時任中國銀行行長。楊家當時是京、津兩地掌控金融的富賈巨亨。楊氏的姻親知交有袁世凱、楊士驤、唐紹儀、顧維鈞等人，還有齊白石為他們畫像，梅蘭芳為他們唱堂會。楊苡自述，楊家的故事與巴金筆下的《家》非常相似。

　　而楊苡是怎樣從這艘舊式大家族的沉船上逃離的呢？良好的閨秀教育奠定了她大方雍容的氣度，而中西學校的國際化培養(yǎng)則開闊了她的眼界。家庭處境激發(fā)楊苡的逆反，年紀小，能接受新事物，楊苡自比覺慧，有著蓬勃的生機和沖出“家”的力量。

　　回憶錄的下半部分，楊苡講起了西南聯(lián)大和中山大學的師長們的趣聞軼事：沈從文先生總是笑瞇瞇的；刺殺孫傳芳的女俠施劍翹氣質(zhì)凜然；她自己與巴金二哥李堯林緣慳情淺，嫁給了追求者趙瑞蕻，與穆旦互有好感而不能發(fā)展……那些年，烽火遍燃，生活是艱難的，可她眼中的故事，底色爛漫，歡欣于心。我想，這可能有回憶的濾鏡效應，也可能是因為楊苡樂天達觀的性格。從貴胄千金到翻譯大家，她走過百年的風風雨雨。

　　《我的天地國親師》是一部懷人憶舊集，匯集了北大教授李零近30年所寫的懷念親友師長以及記述自己人生經(jīng)歷的文章。

　　李零的國學根底是非常好的。比如，《母也天只（短札三則）》，采用的就是《詩·鄘風·柏舟》的句子，“母也天只”，相當于現(xiàn)代東北話里的“哎喲我的媽”，這一刻的喪親之痛，只能用這樣呼天搶地的方式喊出來，人類的悲歡是可以相通的，這里頭有文化的血脈傳承。

　　《天地悠悠》是這本集子里寫得最長的一篇，空間在時間里移換，住過的胡同、上過的學校，斗轉星移，記錄了這個叫“李零”的人的生涯?！段业睦蠋焿簟防铮倌昀盍汩_始喜歡讀書，他說，讀書不僅可以幫他消愁解悶，治病療傷，還可以遏制暴力傾向。后來，站在教壇上的李零，對“老師夢”的想法有了很大不同。李零還遇到了一些幫助他的貴人，《三位貴人》指的是程德清、侯大謙、常任俠，他們的幫助，讓他銘感終身。

　　李零的學問很雜，有個原因，是他的師承雜。他說：“我見過很多老先生，這是我的福分。”李零列舉了引他邁進學術之門的各位老師：俞偉超、高明、嚴文明、馬克垚、王世民、李學勤、朱德熙、裘錫圭……他回憶著師友之間的交往，陳述他對各位先生人品、學問的評價，想想看，這樣一些人物，簡直是中國現(xiàn)當代學術界的半壁江山了吧。

　　得到傳統(tǒng)滋養(yǎng)，留下文化記憶

　　《如何才能合理痛快地生活》是梁漱溟誕辰130周年的特別紀念版。以《梁漱溟全集》為藍本，從《朝話》《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經(jīng)典著作中精選篇目，由梁漱溟家人確定。選篇側重于人生觀、價值觀的闡發(fā)，雖是舊文新編，與當下的生活仍然很有關聯(lián)，對當代讀者閱讀仍有很多啟迪。梁漱溟的人生觀、價值觀，深深扎根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之上。他被譽為“最后的鴻儒”，堅守著舊文明對西方化的堅決的抵御態(tài)度，而毫不在乎被世人視為落后頑固。時移世易，潮水退去，我們才意識到，在固有的文化遺產(chǎn)上接受域外文明并沒有錯，而梁漱溟提供的思路有其深刻的道理。

　　在梁漱溟之前，在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認識上，還很少有人能系統(tǒng)地將這個問題抽象到哲學的層面上去審視評判。梁漱溟闡述了對人類不同形態(tài)文化的看法。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衰落，發(fā)出了深沉的嘆息，但他也懷疑西方那種物欲的文化在中國的適用性。

　　梁漱溟的文章，呈現(xiàn)著中國儒家的心境，“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在佛學與儒學之間盤桓，從個體生命的苦出發(fā)，努力尋找治苦的良方。他努力建構鄉(xiāng)土中國的田園夢想，發(fā)起鄉(xiāng)村建設運動，躬行自己的藍圖，履踐自己的人生使命，直道而行，鐵骨錚錚。他的哲學富有清醒的人性，關懷著人類的精神幸福。

　　本書書名就是梁漱溟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書中有回答，我們都該好好閱讀并且思考。

　　《年輪》這個書名也很有時間感，讓人喟然長嘆。作者王得后說自己有三個名字，一個名字有四種寫法。1934年出生于漢口，恰逢元旦，因此叫“漢元”；上小學時，正名叫“德厚”；人生的下半葉，他改名為“得後”，以慶幸劫后余生；后來，他在影印的清代武英殿本朱熹《大學集注》上，看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原來，那時候，“後”與“后”就相通了，于是他又經(jīng)常將名字寫作“得后”。

　　王得后認為，中國文化人的思維方式之一，就是隱藏在這種“深文周納”的玄中。當然，這可能與他的專業(yè)有關吧。王得后1953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工作后，他調(diào)入北京魯迅研究室，成為魯迅研究專家。他的人生經(jīng)歷與大多數(shù)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似，在艱難的歲月中，他自覺地為自己找到精神的支撐點。

　　王得后說自己受到魯迅“立人”思想的很大鼓舞，“若其道術，乃先尊個性而張精神”，而“活到老，學到老”，是我們應該追求的境界。

　　這本書中還記錄了李何林、王瑤、楊霽云、鐘敬文、啟功、李長之等知名學者的言行，以及王得后與師友的學術交流信札，呈現(xiàn)了這些學者的治學、為人的風采，并記錄了大量知識界的親歷往事，留下了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

　　《巡禮之年（全三冊）》的作者周志文長期浸潤于中國古典文化。這套回憶文集，并不采用線性敘事，而是用浮光掠影式的時光片段，呈現(xiàn)記憶中那些微亮的瞬間，星點閃現(xiàn)。以毛尖對周志文的評論，認為他繼承了歸有光的文統(tǒng)，平淡至極，深情至極，是中文世界里的清寂之作。

　　周志文淺淡地訴說著：他寫下自己在街道、在公園里遇到的各色人等，理發(fā)匠、命相師、冥想的老者等故事；他也描寫大學里的同事的談吐言行，從身邊微小的日?，嵤?，漸漸引發(fā)起他對生老病死、情感覺知、行旅鄉(xiāng)緒、藝術信仰等的思考……在周志文看來，以創(chuàng)造力的成就而言，我們比古人高明不了多少，我們?nèi)缃竦膶W術進展，累積了古往今來無數(shù)人的智慧成就，因此，我們始終要有謙卑的態(tài)度和繼往開來的念頭。

　　周志文的文章，讓我沉浸在飽讀詩書的文化人淡然、從容的氣場里。

　　在跨界中提升，在比較中互鑒

　　《真與美：丘成桐的數(shù)學觀》結集了美籍華裔數(shù)學家丘成桐近半個世紀以來對數(shù)學和人文教育思考的文章、講話與回憶性散文。

　　丘成桐是陳省身的弟子，菲爾茲獎首位華人得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學數(shù)學系榮休教授、清華大學講席教授、邵逸夫數(shù)學科學獎獲得者……在書中，丘成桐展現(xiàn)了數(shù)學家的風采?！痘厥坠饠?shù)學150年》等文章，梳理了數(shù)學對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推動作用；《數(shù)學史大綱》的80項要目羅列，關于數(shù)學研究的經(jīng)驗、前景展望等講話，想必對研究者會有啟發(fā)。

　　丘成桐認為，數(shù)學是一門通達的學問，涉及與物理和其他多門學科的共通，涉及弦論和宇宙隱維的幾何、實驗科學和理論科學的相互影響，而且數(shù)學決定了大部分哲學思想的內(nèi)容和研究方法，并且塑造了眾多流派的繪畫、音樂、建筑和文學風格。丘成桐談到，很多數(shù)學家都是很好的鋼琴家。數(shù)學對于簡潔的要求，在培養(yǎng)人的邏輯能力、感知能力方面，在使人賞心悅目和提供審美價值方面，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數(shù)學，可以與任何一種文化門類媲美。

　　丘成桐愛好文史，幼承庭訓，熟讀經(jīng)典，這些閱讀對于促成其人之養(yǎng)成、境界之提升上，功不可沒。好的學者，往往是跨領域的，有著博大的胸懷和優(yōu)良的人文素養(yǎng)。

　　《蔣彝和他的文友》圍繞著以蔣彝為代表的旅英華人在1930-1950期間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而展開。在這個時間段里，一個由中國作家和藝術家組成的小群體，在當時倫敦西北的漢普斯特德居住，作家、詩人、畫家蔣彝是其中一位。

　　全書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蔣彝；第二部分，蔣彝的朋友圈。撰稿人包括保羅·貝文、柯律格、鄭嘉儀等人，都是當世藝術名家。這本書也可視作一項文化記憶的研究工程。

　　該書并不是對蔣彝生平的陳述，而是試圖評估蔣彝作為文化名人在英國的地位，在中國藝術的寫作背景下盡量精準判斷他的人生成就。比如，柯律格所寫的文章，就是盡可能地運用各種史料，與蔣彝的自述、回憶文章加以對比，以“去神話化”的方式盡量還原真實的蔣彝的人生。還有些文章則強調(diào)了蔣彝作為一個在英國的異鄉(xiāng)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比如，葉樹芳的文章就落足于蔣彝與熊式一夫婦等在英華人的“團結、鄉(xiāng)情及種族表現(xiàn)的生產(chǎn)機制”。

　　鄭嘉儀、特莎·索恩尼利等人的文章，試圖通過蔣彝的故事思考英美華人的經(jīng)歷、生命中的切身感受和情感面向，以及歷史的復雜特性。不僅討論蔣彝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而且討論漢普斯特德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個人生活事業(yè)上為蔣彝提供的滋養(yǎng)，以及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對20世紀英國華人的探討和研究有著促進作用。

　　我們都知道，很難有真實的、純粹的記憶保留，記憶總是面臨著自我消解、他人的誤讀，或者遺忘、矯飾等各種難題。如何讓記憶獲得承載意義，讓一代又一代人在缺席和在場之間抓住那條草蛇灰線，這些學人回憶錄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較好的研究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