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重慶紅土地地鐵站，兩位年輕人坐在地上，和王川舟交流。

　　9月6日，重慶紅土地地鐵站，王川舟給一位買書的讀者簽名。

　　9月7日，王川舟在重慶紅土地地鐵站出站口處的地下通道賣書。

　　一位地鐵“翻譯家”的走紅 

　　在重慶市中心的紅土地地鐵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會在這里賣書。他坐在一個塑料小板凳上，前面擺著一小摞書，書上放著白色展牌，上面寫著“翻譯家簽售新書”。

　　他是這個地下通道里唯一賣東西的人。每天下午5點，只要天氣晴朗，他都會準時出現(xiàn)在這里。

　　他一般賣書兩個小時。平日里，光顧書攤的路人并不多，有人會在書攤前駐足幾秒，詢問幾句。更多人只是瞥一眼就匆匆而去。

　　8月11日下午，一名高中生經(jīng)過地鐵通道，被賣書人吸引住了，他有些白發(fā)，戴著眼鏡、穿著襯衫和皮鞋，看起來十分從容，“和來乘涼的不一樣”。更吸引她的，是“翻譯家簽售新書”這幾個字。

　　她很驚訝，這與她想象中“排長龍，鮮花掌聲，有紅絲絨布鋪著的大桌子”的簽售會很不一樣，她走過去翻了翻攤上的書，感覺“似乎沒有什么精彩絕倫的內容”。

　　她也不知道眼前這個人是否真是翻譯家，但還是買了一本書。“他有夢想，又勇敢，能為自己的夢想做到這一步。”這名高中生說，那天，她有些被打動了。

　　她拍了兩張他的照片，并寫了一段話，上傳到某短視頻平臺。沒想到引發(fā)20多萬人點贊、1萬多人留言。

　　許多網(wǎng)友被這位“地鐵口的翻譯家先生”打動了。“不在乎有沒有觀眾，因為這是屬于他一個人的浪漫和燦爛”“我很敬佩他，為了自己的夢想，選擇在地鐵站銷售自己的作品”。

　　有人指出，他是重慶師范大學校外兼職導師王川舟。“知道他衣食無憂感覺松了口氣，希望這樣有學問有理想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一位網(wǎng)友留言。

　　很多人在網(wǎng)上找這位高中生買書。同時，他的書攤也迎來了火熱的簽售場面，年輕人在攤前排起了長隊。他們有的是在重慶旅游，特地趕來；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來買書的。原本滯銷的書一下賣出去大半。

　　地鐵站的保潔阿姨說，那段時間，經(jīng)常有人詢問她賣書人在哪，有讀者來了沒找到王川舟，希望阿姨看到后，在微信上通知自己。

　　也有不少年輕人買完書，蹲在王川舟旁邊，和他聊天。

　　8月30日，23歲的王同坐了一個多小時地鐵從郊區(qū)到這里，和王川舟聊自己的經(jīng)歷。他來自廣西桂林，夢想當一名導演。大專畢業(yè)后，他在劇組打過雜，給自媒體拍過美食，為學校拍過電視宣傳片，月薪一直兩三千元。沒有人脈，學歷不高，他覺得前途渺茫。

　　9月7日，劉思也特意到地鐵站來找王川舟買書。這位22歲的程序員兩天前從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辭職。他說每天工作12個小時，“像一個機器”。業(yè)余時間，他喜歡看書、寫作，想轉行從事文學相關工作。

　　“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像王同和劉思這樣的年輕人，王川舟還遇到過很多。一位在重慶讀新聞的學生對他說，自己害怕找不到工作，又沒有毅力準備考研，她在一家媒體實習，沒有工資，不知道何去何從，“想要一個理想的工作，但又不知道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還有一位在重慶體制內工作的年輕人，和領導關系不和，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他努力考上了另一個理想的單位，但領導不讓他走，他感到很痛苦。他買了王川舟的3本書，常常和王川舟交流討論。

　　在這些年輕人看來，王川舟是一位“有生活閱歷的長輩”，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生建議。

　　王川舟今年63歲，曾在3家企業(yè)從事日語口譯工作。20世紀90年代末，他創(chuàng)辦了一家翻譯事務所，承接一些企業(yè)和單位的商業(yè)翻譯項目。他參與過不少大型翻譯項目，曾去日本、俄羅斯、泰國研修和旅游。

　　2020年，他步入退休生活，每月拿四五千元的退休金。

　　對他來說，出書純屬偶然。他曾主編《重慶翻譯家》雜志，為《國際觀察》《翻譯往事》兩個欄目撰稿，寫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及過往的翻譯經(jīng)歷。

　　后來，他把作品結集成書《翻譯往事》，找到一家出版社，花費1.7萬多元印了1000本。他很看重這本書，期待在“社會上引起一點反響”。

　　但他沒想到，出版社有一天把書送到了家里，說不幫著賣書，只能作者自銷。看著家里堆積如山的書，王川舟犯了愁。他送了20多本書給親友，除了兩個家人夸寫得好，更多人送完就沒了下文。

　　還有900多本書，送給不熟悉的人，他覺得“有點賣弄”。他也不好意思讓自己的學生買。思來想去，他決定把書賣給“真正的讀者”。

　　王川舟說，聽說他要賣書，家里人都反對，認為“在書刊沒落的年代擺攤沒什么效果”“賣書丟人”。他自己也經(jīng)歷了“很大的思想斗爭”。

　　他回憶，好幾次，從家出來，走到中途又回去了。

　　他選擇在地鐵站賣書是因為這里的人流密集，不像廣場上“人四面八方散開”，這里也沒有汽車尾氣污染，“春夏秋冬都能賣”。

　　他說，寫“翻譯家簽售”是為了吸引路人過來看，“為了銷書總得有點由頭”。很多時候，他賣不了一會兒，地鐵站的工作人員就不讓賣了。他也不生氣，這個地方不讓賣，就換到另一個地方。都不讓賣，他就去相鄰一站的黃泥磅地鐵站賣書。

　　他很幸運，第一天賣書就賣出去兩本，買書的還都是“重慶文化界的人士”。他盤算，如果一天賣兩本，兩年多就能把書賣完，“我小小的出書夢就實現(xiàn)了”。

　　他的第一本書不到一年就賣完了，還收到不少好評，“應讀者要求”，他又印了1000本，因為疫情原因，這些書直到今年3月才賣完。

　　賣書時，王川舟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教授告訴他，自己以前也出過一本書，堆在家里沒處放，老婆跟他吵架，說房子一平方米幾萬元，全被書占去了，讓他把書當垃圾處理掉。教授不愿意，但多次爭吵后只能妥協(xié)。教授說，這件事是對他最大的羞辱。他后悔自己沒有勇氣，像王川舟這樣出來賣書。

　　王川舟說，自從決定賣書后，他就再也沒有送過一本書。有一次賣書，他遇到一位許久未聯(lián)系的朋友，對方見到他很吃驚，和他敘舊了很久。王川舟說，他感覺到對方想讓他送書，但他沒送。

　　還有一次，一位熟識的朋友路過書攤，注視他幾秒鐘，走了。過了一會兒，一個年輕人什么都不問，買完書就走了。王川舟推測，是那位朋友托這位年輕人買的，朋友這么做或許是怕他難堪。但他不難堪，“我邁出了這一步，就不管他們的看法”。他也沒跟人解釋過為什么賣書。

　　他也遭遇過一些“冷言冷語”。一位讀者經(jīng)過攤前，說翻譯家在這兒賣書斯文掃地。還有個媽媽指著他，對孩子說，不好好學習就會像他這樣。也有保安說，大學的老師怎么沒飯吃了，跑到這來賣書？王川舟不在乎這些聲音，“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夢想。”一位廣東佛山讀初二的學生看到視頻后，通過3位網(wǎng)友，加到王川舟的微信，買了他的兩本書。周圍人都在拼命學習，她害怕考不上高中，覺得自己缺乏王川舟的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了聊，她感覺自己“看事情樂觀些了”，“這是我開學收到最好的禮物”。

　　劉思覺得，王川舟將賣書當成人生的一種體驗，沒有功利心，即使火了也依然堅持賣書，“不會為外界的評價影響”，而這種堅定是他所缺乏的。上大學時，他為了學習寫代碼，從早上7點學到晚上10點，為的就是找一份好的工作。但當進入職場之后，他發(fā)現(xiàn)跟自己想的不一樣，想走文學這條路，又“懷疑自己有沒有這種堅持”。

　　王同和王川舟交流了20多分鐘，覺得王川舟“謙遜、智慧，不會像那種長輩一樣訓誡你、否定你”。

　　“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 

　　賣書時，王川舟喜歡觀察來來往往的行人，他們多數(shù)看起來眼神焦慮，走路匆忙。他遇到過一個準備買書的大學生，對方看了半個小時書，也沒看懂書在講什么。王川舟問她最近在干什么，她說在找工作，焦頭爛額，靜不下心來看書。

　　幾個茫然的年輕人希望在這個書攤前找到方向。王同覺得老板不會培養(yǎng)員工，只在乎員工的工作是否完成。更讓他難過的是，這幾年工作，沒有公司給他交過社保。有時候，他的工資不足以支撐日?；ㄤN。他后悔高中三年沒有好好學習，感到自卑、抑郁。

　　劉思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告訴自己“人生應該怎么走”。大學時，他想過轉文學專業(yè)，但不知道跳到這個專業(yè)后“未來會怎么樣”。想到自己家境普通，再換一個專業(yè)可能承擔更多風險，家人也不一定理解，他還是選擇了讀計算機專業(yè)?，F(xiàn)在，他想走文學這條路，但又害怕靠寫作養(yǎng)活不了自己。

　　對于兩個迷茫又糾結的年輕人，王川舟很同情。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他自認為是幸運的，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機，又恰逢合資企業(yè)興起，轉行做了翻譯，“去哪個單位找工作都要”，而現(xiàn)在年輕人讀了大學也不一定好找工作，“面臨很多不確定性”。

　　在王川舟看來，年輕人的迷茫與“缺乏生活的磨煉”有關，也是學校和家長教育的結果，“累的工作不愿意做，好的工作又進不去”。

　　他鼓勵年輕人多尋找出路，“如果不試探出路，就會出精神問題，朝壞的方向發(fā)展”。他有一個讀者是農村孩子，沒上過大學，畢業(yè)后去中亞挖礦。還有一個讀者在印尼開重型卡車，掙了不少錢，“世界天地廣得很，這也是青年的一種活法”。

　　他年輕時也是這么探索過來的。大學畢業(yè)后，他懷著科研夢，去一家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結果工作沒多久，單位開始“工廠化”，科研經(jīng)費減少，他的科研夢破碎，“整夜睡不著覺，然后就想出路”。那時，全民經(jīng)商的熱潮掀起，王川舟稀里糊涂跟著潮流走，去了廣東汕頭一家外企工作，到了發(fā)現(xiàn)只是坐辦公室，“沒什么專業(yè)可搞”。

　　他覺得自己的特長是外語，便去重慶一所大學學了一年日語，轉行做了翻譯。

　　從一個翻譯新手成為一個熟練的日語口譯人員，他付出了很多。剛進第一家外企公司時，他的日語基礎很差，很多詞聽不懂。一次外出翻譯，日方工作人員說了一個詞，他沒聽懂，憋得臉通紅，對方指著扳手，他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必須知恥而后勇”，王川舟說。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口語都不太好，現(xiàn)場翻譯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

　　“翻譯免不了出錯，出錯就學習，掌握了就不會出錯了。”靠著一點點積累，王川舟漸漸建立起自己的人脈和資源。這些年來，和王川舟同時期成立的翻譯事務所倒閉不少，但王川舟還能一直接到項目。“不能一條路走到黑，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去尋找出路。”

　　他建議王同先找一份工作養(yǎng)活自己，“工作不僅僅是為了錢，也是為了跟社會建立聯(lián)系”，再利用業(yè)余時間追求自己的導演夢想。對于劉思，他也是這么建議的：“必須要腳踏實地，走一步看一步，你說我看的很遠，我一步都不走，那怎么能行呢？”

　　劉思覺得，王川舟的建議很中肯。他打算接下來考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如果發(fā)現(xiàn)自己不喜歡這個專業(yè)，再去找工作。“趁著年輕，多找找自己的方向。”

　　王同的方式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和解，“為什么把自己活得那么累？為什么不能活得開心一點？”在重慶旅居的生活，他每天吃飯、打游戲，看哲學、心理學的書，“嘗試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未來，他計劃靠一技之長賺錢，去不同城市體驗生活。

　　王川舟還告訴兩位年輕人，不要太執(zhí)著于成功，容易“鉆牛角尖”。他有一位讀者，多年來都沒有工作，靠父親養(yǎng)活，悶在家里寫詩，夢想去國外發(fā)表、拿諾貝爾獎，但多年來無所建樹。詩人常常郁郁寡歡，心情不好時就去各地散心，“有點脫離現(xiàn)實”。

　　還有一位女士跟他說，自己的丈夫也熱愛文學，投了幾十篇小說，杳無音信，最后跳樓自殺。女士覺得他很像自己的丈夫，不想他走丈夫的路。

　　“給我沖擊很大”。王川舟想到，假若他的書無人問津，是否也會很痛苦，“我給自己開脫，我也不是專業(yè)的作家，也不是詩人，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這樣想就沒壓力了”。

　　“人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川舟第一次領略到流量的威力。

　　賣書時間越久，他越覺得賣書“不是賣幾個錢的問題”，而是一個“生活的窗口”。“退休之后我特別有感觸，如果不來賣書，基本跟社會隔離，整天碰不到幾個人。”

　　他賣書前很少用手機。賣書后，不少人要求微信支付，王川舟開始用手機，學會了電子支付、網(wǎng)上訂票，感覺很方便。

　　通過賣書，他也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和事，有和家里鬧矛盾、出家后發(fā)現(xiàn)寺廟也是個等級社會的中年人，有揭露房地產(chǎn)內幕的作家，還有去越南做過生意、打過中越戰(zhàn)爭、后來轉行當作家的軍人。

　　接觸過的年輕讀者里，王川舟更欣賞那些堅持奮斗的年輕人。他覺得，“任何一個時代，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垮了，就很難辦”。

　　他認為老年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出版的第二本書《血浴》，是賣書時認識了原作者陶鵬，覺得書里的故事不錯，決定翻譯的。陶鵬是重慶的一位老藝術家，也是第一個把川江號子搬上舞臺的作者。

　　王川舟說，那時陶鵬已經(jīng)80多歲。2017年春天，書翻譯完了。看到書稿后，陶鵬很高興，但還沒等到書出版就去世了。

　　《血浴》兩個劇本背景都設定在舊西藏奴隸社會。一個故事講為了愛情，兩位年輕人和“父親”斷絕關系。另一個故事講一位在飛機失事中幸存下來的美國醫(yī)學教授和中國歌者相遇，結下一段美好的友誼。

　　盡管題材“有些老套”，但王川舟堅持認為這兩個劇本是好作品，“有商品社會很難見到的純真”。

　　他認為劇本的臺詞凝練優(yōu)雅。“我心愛的姑娘，你在哪里？雪山擋住了你，我要把雪山開一道銀窗；江河擋住了你，我要在河上架起金橋……”王川舟一邊讀，一邊感嘆，“雖然時間久遠，詩歌的美感一點不少”。

　　還有一句“雪蓮，綻開在雪嶺冰川”的唱詞，他覺得很有意境，將這句詞寫在書的首頁，送給了劉思，鼓勵他堅定自己的目標。

　　他還經(jīng)常寫給讀者一句詩，“潮水迅猛而寬大，奔向太陽落下的地方，”這句詩來自他翻譯的第二本書《紐約詩歌》，是美國詩人惠特曼描寫美麗的曼哈頓時所寫，王川舟覺得詩句意境開闊，“潮水浩浩蕩蕩奔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年輕人也應該有這樣的胸懷，遇到一點事情要努力克服，這是大海給我們的啟示”。

　　希望每個城市設立一個賣書點 

　　詩歌伴隨王川舟度過了疫情籠罩下的那幾年?！都~約詩歌》這本書是他的朋友2016年從國外帶回來的，書里收錄了美國近百位詩人的詩。朋友說這本書非常好，國內還沒有出版，建議他翻譯成中文。

　　王川舟起初只是粗讀了一遍，并沒有想過翻譯，“現(xiàn)在的人讀詩歌的少”。2020年4月，王川舟的母親去世，緊接著，送給他這本詩歌的好朋友也去世了，他經(jīng)受了“很大的感情沖擊”。

　　“必須靜下來做點事。”因為手邊只有這一本外文書籍，王川舟開始翻譯《紐約詩歌》，翻譯了整整一年。

　　一翻譯詩，他就感覺自己“進入了另一種精神狀態(tài)”。他讀肯明斯的詩“突然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是春天了，因為小鳥在窗前興奮地叫著”，想起自己陽臺上也有鳥，仿佛回到了春天里，“負面情緒被抵消了”。

　　讀到肯明斯“猛然穿過黑暗，從深深的牢籠不可思議地飛奔，猛烈地躍出死亡，強有力、痛快、不屈、完全地獲得新生”，他覺得熱血沸騰，“感到詩的巨大力量”。

　　他欣賞那些揭露社會現(xiàn)實的詩人。比如美國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他提倡平等，批判種族歧視及不公”；還有西班牙詩人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他把目光投向美國的社會問題”。

　　他最喜歡詩人惠特曼，“無拘無束，自由奔放”。“100萬舉止優(yōu)雅、敞開嗓子、熱情四溢、最勇敢而友好的年輕人，匆忙又閃亮的臨水城市！有著尖頂和桅桿的城市！棲息在水灣的城市！我的曼納哈塔！”王川舟大聲朗誦起來，“你看看，這樣的詩句多么熱烈，他熱愛年輕人，熱愛城市，熱愛農民”。

　　王川舟覺得，自己通過賣書接觸各色人物，就跟惠特曼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蕩的感覺很像。

　　王川舟說，譯詩后，他的情緒變得穩(wěn)定，生活也恢復正常，他意識到，“人們在疫情等突發(fā)狀態(tài)下，要有一個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應對”。

　　疫情結束后，他又恢復了賣書的活動。對于突如其來的關注，他說流量就像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視頻火后，短視頻平臺找到高中生，希望她再給王川舟拍一段視頻，提高影響力。王川舟拒絕了，“讓想看書的讀者盡快買到書”。

　　10月5日，他的最后一本書賣出。他在書上寫，“恭喜最后一本的讀者”。

　　他計劃以后再出版一本叫《市井》的書，記錄他賣書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或許，這將成為他賣的第四本書。

　　他還希望每個城市以后可以設立一個賣書點，讓每一位賣書人獲得尊重。100多年前，他喜歡的詩人惠特曼曾經(jīng)站在布魯克林的渡口，看著來來往往擺渡的人群，看著百年不變的航船、島嶼和大海，向世人發(fā)問：“聯(lián)系我們的是什么呢？聯(lián)系我們幾十年抑或幾百年后的又是什么呢？”100多年后，王川舟看到了這本書，他覺得連結人們的，是文化和靈魂。（文中王同、劉思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尹海月文并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3年10月18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