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曉波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法治現(xiàn)代化研究院“一帶一路”法治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江蘇省人才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擔任中國法律英語教學與測試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語言與翻譯、區(qū)域與全球治理、跨文化交際等方面的研究。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兩項以及多項省部級課題，國內(nèi)外出版中英文著作10多部，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250余篇。

　　千年絲綢之路上曾經(jīng)留下眾多歷史名人的足跡，其中最著名之一就是唐朝玄奘法師。魯迅稱他是“舍身求法的人”，梁啟超盛贊他“千古一人”，唐太宗高度評價他為“法門之領(lǐng)袖”。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是一部記載玄奘西行求法前后十多年間所見所聞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由玄奘奉唐太宗之敕令口述，弟子辯機筆錄而成，被譽為東方三大旅行記之一（另兩種分別是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行記》、日本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一般認為，從玄奘所處的時代來審視，玄奘西行的影響基本是單向的——主要體現(xiàn)為當時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玄奘將天竺游學期間所收獲的見聞、佛教典籍以及所思所想帶回長安，通過譯經(jīng)講法，創(chuàng)立法相宗，促進了佛教在古代中國的傳播，推進了佛教的本土化進程。但是，如果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中審視《大唐西域記》，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玄奘之行的文化價值超越了時空，不僅帶來了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的吸收，也產(chǎn)生了中國對印度的歷史影響，具有一定的世界意義。

　　《大唐西域記》的成書與傳播

　　從歷史記錄來看，當初唐太宗要求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主要目的是希望盡量多地了解西域情況。唐貞觀十九年二月初一，太宗在儀鸞殿接見玄奘，詢問西去見聞，尤對西域地理風情及政治狀況感興趣，與其攀談許久，談話間，“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當時勃興的唐王朝，需要保衛(wèi)并鞏固自己的疆域，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要消除當時西面和北面的突厥軍事聯(lián)盟對中原王朝的威脅，并進一步妥善處理中原王朝與突厥部落的關(guān)系，這正是玄奘西行的宏大歷史背景。自南北朝后期到唐初的一百多年間，在中原王朝的北部和西部邊境以及延伸到中亞的地域內(nèi)，由突厥人作為主體組成的部落聯(lián)盟一直是相當強大的軍事政治勢力，當時的突厥人控制著從中原到西域的所有通道。在突厥分裂為東西兩大部后，從中亞到印度的廣大地域內(nèi)，數(shù)十個國家和地區(qū)都在西突厥的勢力范圍之內(nèi)。《舊唐書·突厥傳》記載：“（西突厥）統(tǒng)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zhàn)。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叵覕?shù)十萬，霸有西域，據(jù)舊烏孫之地。……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到了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隨著唐軍的軍事勝利，東突厥問題得到解決，其后需要面對的主要是西突厥問題。在整個唐太宗統(tǒng)治時期，西突厥與唐王朝時而保持和平，時而兵戎相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唐高宗顯慶二年（公元657年），西突厥才完全被唐朝軍隊擊敗，唐朝由此控制了以碎葉為中心的大片地區(qū)，并在碎葉設置軍鎮(zhèn)。新設的碎葉鎮(zhèn)成為唐王朝最西的軍鎮(zhèn)，與龜茲、疏勒、于田一起合稱“安西四鎮(zhèn)”，統(tǒng)屬于安西都護府。唐王朝對西域地區(qū)的全面經(jīng)營，一直持續(xù)到唐玄宗時期。唐玄宗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唐將高仙芝帶領(lǐng)軍隊，在中亞的怛羅斯（《大唐西域記》里稱作“呾邏私”）與大食軍（即當時進入中亞不久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軍隊）發(fā)生沖突。怛羅斯之戰(zhàn)唐軍戰(zhàn)敗，唐朝軍事力量由此退出這一地區(qū)。

　　玄奘法師姓陳名祎，洛陽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zhèn)）人。13歲出家，21歲受具足戒。玄奘曾游歷各地參訪名師，學習《涅槃經(jīng)》《攝大乘論》《雜阿毗曇心論》《俱舍論》等經(jīng)論。學習過程中玄奘感到各師所說不一，各種經(jīng)典所載內(nèi)容也不盡相同，最終決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玄奘此前也曾陳表朝廷奏請去西方求法，結(jié)果未被允準。直到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覓得機會，從長安出發(fā)，經(jīng)姑臧出敦煌，途經(jīng)新疆，經(jīng)中亞輾轉(zhuǎn)到達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進入當時印度佛教中心的那爛陀寺學習。他師從戒賢學習《瑜伽師地論》《顯揚圣教論》《對法論》《集量論》《中論》《百論》《俱舍論》《大毗婆沙論》《順正理論》《因明論》《聲明論》等論典，著重鉆研《瑜伽師地論》，兼學梵書《聲明記論》。

　　玄奘在印度共生活14年，其中在那爛陀寺5年。在印度期間，玄奘一方面研究佛經(jīng)，另一方面刻苦學習梵文，為日后翻譯佛經(jīng)奠定了基礎(chǔ)。公元641年，玄奘攜帶7尊佛像、657部經(jīng)書、150粒舍利踏上了回國的路途，公元645年，玄奘抵達長安。

　　玄奘此行，歷時17年，行程5萬里，是一次艱難而又偉大的旅行?；氐介L安以后，唐太宗安排玄奘在長安弘福寺翻譯佛經(jīng)，后又住大慈恩寺。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經(jīng)玄奘口述、其弟子辯機記錄整理，《大唐西域記》終于完成。玄奘在進書表中說：“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蔥外之境，皆存實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充分表達了他的心跡：希望追仰我國經(jīng)營西域的著名前輩張騫、班超，完成一部關(guān)于西域的綜合著作。公元664年，玄奘逝世。

　　《大唐西域記》全書共十二卷，按照其行程的順序先后介紹了途經(jīng)的110國和路途傳聞所知的28國，詳細記錄了公元7世紀西域、中亞、印度等地區(qū)的歷史、地理、氣候、物產(chǎn)、民俗、宗教、文化等情況?！洞筇莆饔蛴洝沸蜓詫懙溃?ldquo;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爾其物產(chǎn)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于國典，近則詳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已詳油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帙十二卷。”該書卷一主要記載西域34國的山川地理和風土人情；卷二、卷三敘述北印度尤其是犍陀羅的佛教故事和史跡；卷四以下漸入中印度；卷十之后，中、南、東印度及斯里蘭卡均有敘述。全書“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是研究中世紀西域、中亞、印度等地區(qū)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及其風土人情的珍貴史料和重要文獻。

　　《大唐西域記》體例嚴謹，文筆絢麗雅致，簡扼流暢，內(nèi)容豐富，包羅萬象，精彩紛呈，令人讀來妙趣橫生，興味盎然。季羨林先生曾評價：“統(tǒng)觀全書，包括了100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不管多么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nóng)業(yè)、商業(yè)、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當時和今天想了解這個‘國’，除了以上這些方面，還要了解些什么呢？”（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

　　如《大唐西域記》對“千泉”（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吉爾吉斯山脈北麓一帶）的記述：

　　“素葉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

　　這一段以詩一般的語言介紹了“千泉”得名之由，使人如親歷其境。此類生動傳神的表述，書中還有不少，比如對瞿薩旦那國“大流沙”的描述：

　　“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

　　在中國，《大唐西域記》的影響及對它的研究歷史悠久。唐時即有抄本流傳，人們在敦煌莫高窟就曾發(fā)現(xiàn)過唐寫本的殘卷，現(xiàn)為傳世最早的本子。宋代以來，有多種刊本、注本，清末民初以來出現(xiàn)多種相關(guān)研究著作。清末民初丁謙所著《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是最早專注《西域記》地理考證的著作。季羨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博采眾家之長，縱考古今之變，是目前中外校釋、研究《大唐西域記》的集大成之作。

　　從19世紀開始，《大唐西域記》的傳播具有了世界意義，日本、歐美的譯本相繼出現(xiàn)，包括1858年儒蓮的法譯本，1884年畢爾的英譯本，1905年瓦特斯的英譯本，1912年日本掘謙德的譯注本，1911年日本京都帝大校本，1936年日本小野玄妙譯本，1943年日本足立喜六的譯注本，1972年日本水谷真誠的譯注本等。

　　19世紀中晚期以后，東方學和比較宗教學逐漸興起，玄奘的佛學著作受到了西方各國學者的關(guān)注和重視，《大唐西域記》在西方陸續(xù)有外文譯本出現(xiàn)。1853年，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翻譯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此書基礎(chǔ)上，儒蓮于1858年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譯成法文，共兩卷，在歐洲漢學界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在參考儒蓮法譯本的基礎(chǔ)上，英國倫敦大學漢學教授畢爾（Samuel Beal），于1884年翻譯出版了《大唐西域記》的兩卷本英譯本。該譯本同時也收錄了1869年畢爾曾經(jīng)出版的英文版《法顯、宋云游記》，在前言中，畢爾簡略介紹了中國佛教的發(fā)展歷史和文化源流，指出這本書是中國佛教徒法顯、宋云和玄奘等去印度西行求法所寫的游記，并且撰寫了這三人的簡略生平傳記，以便西方讀者更好理解英文版《大唐西域記》。

　　繼畢爾之后，英國駐華外交官瓦特斯（Thomas Watters）又一次重譯《大唐西域記》，1901年1月瓦特斯在英國倫敦離世，留下《大唐西域記》的翻譯手稿。1904年至1905年間，瓦特斯生前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兩位好友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s）和卜士禮博士（Dr.Stephen Wootton Bushell）將瓦特斯的翻譯手稿進行整理和編輯，通過東方翻譯基金在英國倫敦正式出版，這個譯本共兩卷，分屬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東方翻譯基金系列叢書的第十四、十五本。該英譯本附有大量的注釋和考證，而且將《大唐西域記》中出現(xiàn)的印度人名、地名的梵音漢語音譯詞語全部按字母順序整理，在文末編成索引表，并且配有印度的梵文詞語翻譯，逐一注明在文中出現(xiàn)的頁碼，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研究參考價值。

　　從《大唐西域記》到《西游記》

　　《大唐西域記》文筆絢麗，是游記中的佳品。其記事敘物寫景，富有文學意味。如記述的與佛教有關(guān)的傳說故事中人物清晰、情節(jié)豐富，構(gòu)思精巧、想象奇特，引人入勝，因此得以在中國廣泛流傳，并對中國的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是在《大唐西域記》的基礎(chǔ)之上改編的說經(jīng)話本。從唐朝開始，民俗文學中就出現(xiàn)了一種說唱藝術(shù)——“說話”。說話主要是講故事，故事的內(nèi)容既有神話也有歷史傳說，還有民間故事，也大量從佛經(jīng)中取材。到了宋朝，講說佛經(jīng)故事已成為說唱藝人的基本技藝之一。他們講故事的底本，叫做“話本”。

　　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就是流傳極廣的一個說經(jīng)話本，講述了唐僧玄奘與白衣秀士猴行者赴西天取經(jīng)的故事。故事中的取經(jīng)人，除玄奘外，還有一個猴行者，他的外形是一位白衣秀士，自稱是花果山紫云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因為偷吃了蟠桃，被王母娘娘捉住，用鐵棒在左肋打了八百，右肋打了三千，然后發(fā)配到花果山紫云洞。書中描寫，這個猴王有膽量、有見識，降妖捉怪的本領(lǐng)很大，一路上他幫助玄奘打殺白虎精，斬除馗龍，收服深沙神。

　　在講述宋代話本的猴行者形象時，我們需要額外引述一下印度古代長篇敘事史詩《羅摩衍那》?！读_摩衍那》記敘了印度古代民間流傳已久的一個故事，王子羅摩即將繼承王位時，由于受父親的愛妃妒恨而被放逐到遠離王城的深山里。在放逐生活中，妻子悉多被魔王搶走。羅摩王子在一群猴子的幫助下，打敗了魔王，夫妻團聚，恢復了王位。在這個故事中，有一個本領(lǐng)高強的神猴，名叫“哈努曼”。猴子們就是在它的率領(lǐng)下戰(zhàn)勝魔王的。有學者認為，這位印度故事中的“哈努曼”就是宋朝話本《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中白衣秀士猴行者的原型。但也有學者通過研究認為，《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原形是玄奘故事中所記載的石槃陀，《西游記》故事中孫悟空幾次想殺害唐僧，也取材于石槃陀怕玄奘連累自己而想謀害玄奘之事。

　　甘肅榆林石窟中有一幅西夏時期的繪畫《唐僧取經(jīng)圖》，畫面上有玄奘、猴行者和白馬的形象。到了金、元兩朝，玄奘取經(jīng)的故事已被搬上了舞臺，金朝藝人演戲的腳本中有《唐三藏》，元朝的雜劇中有吳昌齡寫的《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jīng)》，是一部以《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為基礎(chǔ)發(fā)展而來的雜劇。在這部雜劇中，唐僧玄奘的隨行者增加到三名——孫行者、豬八戒和沙和尚。其中，孫行者是猴行者的發(fā)展，豬八戒則被認為是依據(jù)曹魏時期赴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而創(chuàng)造，杭州飛來峰龍泓洞的佛教浮雕中，有一組內(nèi)容是表現(xiàn)三個人牽著兩匹馬，一匹馬馱著佛經(jīng)，一匹馬負著蓮座，這組浮雕表現(xiàn)的就是朱士行渡流沙赴西域取經(jīng)求法的故事，浮雕上方的題記中，有“朱八戒”等字。除雜劇外，元代還出現(xiàn)了《西游記平話》，這是民間說書人的底本。從現(xiàn)存的片段“夢斬涇河龍”和“車遲國斗圣”來看，《西游記平話》中人物增多，情節(jié)復雜，和后來的《西游記》相當接近。

　　到了明朝晚期，吳承恩以玄奘西赴印度學佛取經(jīng)的史實為素材，以民間流傳的各種話本、雜劇為基礎(chǔ)，寫出了著名的長篇小說《西游記》。

　　《大唐西域記》對印度史的意義

　　在古代，印度自稱為婆羅多，曾被古代中國人稱為天竺，位于南亞次大陸。印度文化和中華文化一樣通過不斷地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而豐富本國的文化體系，并通過各種渠道向外發(fā)展，同時影響著其他文化。最好的例子便是佛教文化，雖起源于印度，但至今已經(jīng)遍布世界各地。

　　在歷史上，印度雖與中國緊鄰，但是，古代印度人的歷史思維卻與古代中國極為不同。古印度人不注重記錄歷史，更相信聲音的永恒性，于是產(chǎn)生了很多口傳的神話和故事，這是古代印度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但也正因為如此，而出現(xiàn)了文字記載歷史的缺失，正如馬克思所說：“印度人沒有歷史”。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為后世了解當時的印度歷史提供了一扇窗。

　　《大唐西域記》記載了玄奘在南亞大陸途經(jīng)100多個國家的所見所聞，并且詳細地記錄了印度70多個小邦國的名字、地理位置、風土人情和社會民生，還對其中較為重要的佛教遺址，包括地理位置、形狀大小、周圍山川地貌等進行了詳細的描繪，既精準嚴謹又形象生動。因此《大唐西域記》成為當時對印度社會和歷史的詳盡記錄。

　　當然，在根據(jù)《大唐西域記》發(fā)掘出相應的古代印度遺址之前，人們還不能確認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中的記載是否正確。不過，考古工作很快就驗證了《大唐西域記》的文化價值。著名的那爛陀大學遺址重見天日就與《大唐西域記》密不可分。那爛陀曾經(jīng)是古代世界佛學研究最高學府，規(guī)模之宏大，體系之完全，即使在今天也不遜色于任何大學。據(jù)《大唐西域記》記載，全盛時期的那爛陀大學綿延十公里，包含大小十余座佛寺，擁有1500多位教師和1萬多名古印度及外國學生。但是在后來，盛極一時的那爛陀毀于入侵戰(zhàn)火，其遺址塵封于地下數(shù)百年無人知曉。直到19世紀50年代，對照《大唐西域記》的記載，當時的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屆考古局局長、英國人亞歷山大·康寧漢姆核實了他所發(fā)掘的鹿野苑的考古資料，確定了遺址的名稱及在該處所發(fā)現(xiàn)文物的性質(zhì)和用途。其后，他以《大唐西域記》為指南，根據(jù)書里的描述和記錄，展開了長達25年的考古發(fā)掘工作，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藍毗尼等佛教圣地，以及那爛陀寺等大量重要古跡，古印度的歷史從此被一點一點展開。其中，在重建大菩提寺時，在寺址方位、建筑圖案和使用材料的選擇上都參考了《大唐西域記》。英國歷史學家史密斯評價玄奘時說“中世紀印度的歷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Vincent A.Smith，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600 B.C. to the Muhammadan Conques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4.）曾任我國駐印大使的樂玉成曾經(jīng)撰文提到，根據(jù)新那爛陀大學校方資料，印度佛教遺址有80%是根據(jù)《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挖掘出來的。其中也包括印度的國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頭。在很長時間里，由于本國的史料文字記載缺乏并多有矛盾之處，印度人一度只知道阿育王柱的存在，但是其大小、樣子以及在什么地方等細節(jié)均不清楚?！洞筇莆饔蛴洝分斜Ａ袅藢Π⒂踔脑敱M記載，19世紀中期，英國考古學家和印度學者參照《大唐西域記》而找到了其所在，使塵封百年的阿育王柱最終重新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

　　英國歷史學家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的《印度早期歷史》《牛津印度史》，大量參考和利用了《大唐西域記》英譯本等相關(guān)史料，重現(xiàn)曾經(jīng)湮沒于歷史的古代印度，為英國的印度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史密斯在《印度早期歷史》前言中指出：“玄奘這部書是個寶藏，包涵很多準確的信息，對于任何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者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牛津印度史》中，他寫道：“印度歷史對玄奘所欠下的債是無法估算的。”

　　此外，在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的西域和中亞考古學著述中，《大唐西域記》英譯本的史料也被廣泛引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jīng)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本講印度古代問題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書。”（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載《大唐西域記校注》，第135 頁。）

　　《大唐西域記》不僅解決了印度歷史上許多疑難問題，也從佛教視角記載了玄奘生活時期的佛教分布情況，保留了極重要的資料。如釋迦牟尼降生、成道、說法以及分奉舍利、建塔、造像等有關(guān)事跡：佛滅年月的傳說、諸大弟子教事，以及佛滅后如何進行結(jié)集等；其他如阿育王、迦膩色迦王建立石柱、造塔都有相關(guān)記述；尤其是玄奘記錄的對7世紀及以前佛教大、小乘的分布和傳播情況以及佛教內(nèi)外論爭（內(nèi)部的如大、小乘之間，大乘空、有宗之間及其他各派別之間，外部的是指同印度教、耆那教、祆教等的爭論），學術(shù)史價值極高。此外，《大唐西域記》多處提到婆羅門教、耆那教、祆教的情況，還涉及密教和印度民間宗教怛特羅教，這些內(nèi)容是中古期東方宗教研究的寶貴參考，也是研究印度宗教思想發(fā)展史的極為重要的資料。尤其是幫助后世學者判定了釋迦牟尼的生活年代，成為研究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著作。季羨林先生曾指出：“釋迦牟尼年代的確定，中國載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記》對于確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除了釋迦牟尼的年代以外，《大唐西域記》對印度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都有所記述。”（季羨林.季羨林自選集［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結(jié)語

　　玄奘西行具有深遠的歷史和現(xiàn)實影響，他的壯舉超越了對佛學知識的探求，彰顯了中國古人對異域文明的向往和對理想主義的渴求。作為我國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不僅展示了廣袤西域地區(qū)各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及宗教文化狀況，同時也使人們深入了解絲綢之路上東西方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歷史。由于它的記載內(nèi)容涉及古代西域，以及中亞和南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因此成了世界各國學者格外重視和關(guān)注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之一，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印地文等多個版本。

　　玄奘以自己一生的實踐，踐行了平等、和平、友好，互相學習、彼此吸納的文明交往模式，在歷史上，這種模式讓不同的文明在交往中獲得了共同的發(fā)展與進步，這是玄奘對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貢獻，也給當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當下絲綢古道又一次煥發(fā)新的生機活力之際，我們重溫《大唐西域記》這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有利于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的加強，有助于人類文明交流互鑒。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08日 10版）